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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碑达人潘律 纪念碑意义 随时势流动


2020-07-29


纪念碑达人潘律 纪念碑意义 随时势流动 纪念碑达人潘律(冯凯键摄)纪念碑达人潘律 纪念碑意义 随时势流动

六四三十周年前夕,全球最大六四纪念碑于美国加州落成,高六点四米、距离北京六千四百英里,方位倾斜六十四度,在自由的异国千唤万念「六四」,将撕心裂肺的痛楚深深烙印在众人的血与肉。

悼念民主烈士、记下历史真相,真相和记忆是否就可如钻石一颗,永恆留存?答案:是又不是。

据研究多国纪念碑的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助理教授潘律发现,记忆的重量会随时势流动,以为不记得,其实记得。

记忆 不能只依赖纪念碑

生于上海,曾在德国留学,潘律惊觉德国首都柏林是一个遍布纪念碑的城市,「我首先是被他们那种,原来纪念碑可以有这幺多种不同的形态与美学,可以不是像香港那样一条石柱就是纪念碑的形式震撼,对我个人冲击很大」。

竖立纪念碑的理由可以有千百种,而它的设计亦可以很特殊。例如德国汉堡为铭记纳粹屠杀犹太人历史的反法西斯纪念碑,竟会随年月下沉,由在一九八六年竖立开始,用七年时间消失于地面。艺术家邀请公众在碑上签名,要他们承诺随时保持警惕,当这个高达十二公尺的柱子被签满名字之后,便会消失于无形之中。告示牌以七种语言写着:「到那个时候,就只剩下我们能起身抵抗不公不义了。」

讨论过程也是纪念

潘律解释设计者的目的,是希望人们不要以为竖立纪念碑后,就可以将一切反思战争和历史的责任全推卸在纪念碑上,而是要主动地去接触历史、反思过去,然后行动,纪念碑才真正达成它的任务。而柏林尚有一个由二千多个混凝土柱排列而成、让人置身于迷宫之中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兴建前经历长逾十年的社会讨论。「所有德国纪念碑的设立都经过一连串公众讨论,有人会说这样的讨论过程本身就是一个monument。」

被一个个纪念碑震撼,令潘律萌生研究各地纪念碑的想法,遂在毕业论文中比较柏林和上海的纪念碑。「毕业论文的起点是希望探讨,既然世人都说德国的纪念碑做得出色,那我们是否能够从中知道自己又能做些什幺?固然在德国建纪念碑存在好多争议和辩论,但相比很多国家来说,德国对纪念历史事件的思考已经走过很多道路。」

当中意义 无法控制

很多人问她为何选择柏林和上海进行比较?她解释,两地看似南辕北辙,但共通点是都曾经历一种巨大的意识形态转变。「德国是将东、西德合併在一起,东德是民主德国首都,所有的雕像、设计都是社会主义时代的产物。合併后,由西德主导德国,那东边的记忆要如何处理呢?」她认为上海都有类似的情况,在改革开放后,由毛泽东时代转变为后毛时代,连纪念碑都要面临资本主义冲击。

上海四行仓库是其中一个有趣例子,此处原标誌着一九三七年中国抗日战争中淞沪会战的尾声,多年来早被社会遗忘,被改造为现代化的创意工业园区,但在二○一五年抗日战争七十周年之际,却被重提。政府跟从历史相片剥去加添的新墙,重现布满弹孔的旧西墙,形成一面巨大的纪念碑,并聘请电影製作师傅还原战争废墟,期望中国人牢记抗日战争的惨烈,与国民革命军在这裏抵挡日军的风光历史。「但极为讽刺的是,中国政府依照的旧照大都是由日本人拍摄,四行仓库在中国人眼中是一个symbol for the resistance,象徵坚持,但对日本人来说则是symbol of victory,因为最后国民党还是要撤退。」

而四行仓库重新向公众开放后不久,出现一段插曲,有四个中国青年表示自己是日军军迷,竟穿上日军军服到四行仓库拍照留念,引起中国公众抨击。「其实人们是无办法完全控制纪念碑的存在意义或结果,几乎是无可能的。就像之前提及的柏林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好多人都批评如果将openness of interpretation推到极致时就失却了纪念的本身意义,因为大家根本不知道这个纪念碑是什幺。但设计者始终坚持给予公众一个开放式的使用方法。」潘律认同这个做法,「因为有时你想控制都控制不到」。 

虚无的有形存在

她以三个层面研究纪念碑,第一是作为记忆的家,「如果记忆都需要一个地点,有一个物理空间去和记忆发生联繫,纪念碑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这与抽象意义和历史解读相关」。第二是艺术层面,以往纪念碑的设计者多为建筑师,后来有大量艺术家参与设计,艺术家如何参与社会是有趣的角度。第三,纪念碑更加是一个公共艺术,表现出一种城市的矛盾,她引述奥地利作家Robert Musil的句子,There is nothing in this world as invisible as a monument.,意即其实好多人从纪念碑旁走过,都几乎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纪念碑似乎是一个极其虚无的存在。

「虽说各国政府都将胜利或历史中所谓的胜者为王这件事,透过这些纪念碑呈现出来,好像很宏大,以为可以将胜利永续下去,但不是的。人们经常忽视纪念碑,但同时又好奇怪地,纪念碑通常竖立在城市一个好中心的位置。」正如香港,伫立在中环皇后像广场的和平纪念碑,几乎没太多香港人知道它的存在目的是为了纪念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殉职的军人。「所以纪念碑是一样存在好多好矛盾的东西,正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令我觉得纪念碑是一个好fascinating(迷人)的东西。」

记忆载体未必是实物

据剑桥字典,纪念碑(monument)定义为「为纪念特殊人物或事件而建造的结构或建筑物」。因此,纪念碑不仅局限于石碑形态,民主女神像、天安门大屠杀浮雕亦包括在内。「其实纪念碑的定义甚至更广泛。」她连忙跑回办公室捧来一部书,说这本书和作者对她的影响很大,这本书是法国史学家Pierre Nora的着作《记忆所繫之处》,书内对空间概念的诠释有别于传统,「作者认为空间不止是物理空间,不是empty和homogeneous,而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战场」。记忆的载体不需要是一件实物,可以是一个纪念日或一首歌,而它存在的意义亦可以随时间改变。潘律举例指如像在日治时代出现的台语歌《雨夜花》,后来被人民赋予台湾本土意识。

和平纪念碑 二战后被边缘化

那香港呢?潘律直言很多本地纪念碑都被边缘化,包括和平纪念碑。「并不是九七年回归后才被边缘化,而是二战后已是这样。」她视和平纪念碑竖立于皇后像广场为殖民地象徵意义,因为皇后像广场是香港最早填海的地方之一,广场向海,正反映英国乃经海路佔领香港,是一种显示权力存在的表达方式。

见证殖民城市现代化

当部分学者将广场发展视作是去殖过程,潘律的看法完全相反,「我觉得皇后像广场正正反映殖民策略的转移。原本殖民者希望透过纪念碑、透过好强的象徵形象传递权力。但当英国发现这个方法无效,好快就转了另一个方法」。她认为殖民策略的转移方向与香港战后发展趋势一致,就是将香港变成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城市,这亦是英国后来将西方的现代化城市面貌搬来香港的原因,「因为现代化有一种视觉的力量,你会留意到广场现在的模样几乎和六十年代是一模一样,保留喷泉、有东方色彩的亭角,某程度上是表现出一种去政治化,我一直觉得香港发展的其中一个关键词是去政治化,将去政治化视作一个政治」。由一个象徵式的殖民设施演变成人们休闲的地方,正是表现出英国政府将香港由一个殖民地变成现代化的、公民化的城市,进一步淡化和平纪念碑象徵意味。

意义或在前方

但当我们都相信纪念碑是给予记忆的一个场所,如果没人再用作悼念是否就失却本身意义?「纪念碑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先人墓碑一样,就算我们每年到清明才会探望一次,是不是不探他们,墓碑就没有意义呢?不是的。」她认为纪念碑是为死者和逝去的时间而设,令纪念碑重生的方式有两种,第一是仪式,第二是时势,「人是需要一个机会去做怀念,至少每一年一个日子隆重一些去纪念和反思。而且纪念碑的意义是会随时间改变的,有时可能已经被遗忘,但突然有一日又发生其他事,或许就会想起这裏有这块碑的存在」。例如在六四时曾经有公众在和平纪念碑设公祭,悼念六四亡魂。「因此,你很难在这一刻说纪念碑是否已完全失去意义,或许它的意义就在前方。」

为何难容工殇纪念碑?

上月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陈锦康离世后,我们都想起他的未竟之志,就是愿港府设立工殇纪念日和竖立工殇纪念碑,但港府似乎不为所动,无非是因为竖立工殇纪念碑如同逼令政府承认工程的冷血与制度的错误。潘律叹息:「我自己身处于亚洲,发现很少有地方愿意建工殇纪念碑,或许和亚洲政府的强父权传统有关係,你叫阿爸承认错误,他都不愿意,与国家民主与否无关。」因此,她并不认为香港人在设立纪念碑的思考上特别落后。

「其实日本政府建广岛原爆纪念馆或者都是被迫的,政府更想在纪念馆装修时再加入更多自己的受害者,我不是说不行,但同时你都要加强对这件事的反思才可以平衡到。」潘律突然脸色一沉,「有一点非常重要」,「我觉得大众可能锺意听简单的故事,但其实没有一个纪念碑背后的故仔是简单的」。

至于六四,她觉得中港市民谈论的方式有少许不同,「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在雨伞运动时我经过金钟天桥,旁边有三个内地来的旅客,他们见到下面好多人撑起雨伞好兴奋,我听到他们和国内朋友家人打电话说,这裏好多人呀,很似六四。那一剎那我觉得好得意,第一他们没有预计会遇上雨伞运动,第二他们回去大陆根本不会说六四。但在这样的scenario,bring them back to六四」。

记忆是什幺?

她说香港人常说要毋忘六四,重申我们要拒绝遗忘,这其实意味着我们担忧终有一天这件事会被遗忘。「但当this memory is part of your body,就像这三个旅客,其实六四已经进入了他们的无意识之中。」她认为上文所谈及的记忆似乎都是抽象的,就像哲学书上的概念一样,但其实都必须要靠心理上的基础,这与纪念碑的意义又有点不一样。

「在香港其实大家都未必真是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六四时我只是一个小学生,我当时身在上海,但有一些北京的朋友,大家年纪都好小,未必理解运动,但却在深处存在这个记忆。我有个朋友说,六四当时用了一个字眼叫戒严,他说直到现在,例如北京很多时候有重要的国家领导人到来,要进行交通管制,他根本无法说出管制这两个字。」因为封路、管制就令他想起六四。「通过这种terming,因为某种scenario,就会trigger到我们的记忆,有经历过就always there。有时可能要想想,记忆究竟是什幺,我们抓住的又是什幺。」

文 // 彭丽芳图 // 冯凯键编辑 // 王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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